田广福依然笑眯眯的表情。

梁鸿为继续说着：“前些年极‘左’路线的时候，逃港被扣上了‘叛国’的大帽子，这几年，中央还有省里三令五申，偷渡不是政治问题，是群众的一种经济上的选择，早上我给省委齐书记打电话，把看到的这幕告诉了齐书记。齐书记说，应该给我们全省的干部脖子上挂个牌子！”他环视着每一张脸，“牌子上该写什么字？你们自己想想吧！”

方向东也坐不住了：“各位同志，今天梁副书记和各位同志专门跑到我们宝安来开这个现场会，目的何在？宝安县是逃港的重灾区，能解决好宝安的逃港问题，就能解决好全国的逃港问题。”

一个中年人插话：“方书记，国际上对我们逃港情况反应很强烈啊，香港舆论界大量报道广东的偷渡情况，有的报纸还说我们大陆‘政局不稳’，说我们共产党对局势‘失去了控制’，这对我们的国际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。”

一个干瘦的老人：“外逃实质上就是要反党叛国嘛！对偷渡逃港，我看就要严厉制裁，解放军也要上去，把口子堵住。”

方向东：“我们宝安的县城深圳，人口不到三万，城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个五层楼，街道狭窄，市容破烂，就两条小巷子，一条叫‘猪仔’，一条叫‘鱼仔’。”

大家哄笑起来。

方向东接着发言：“深圳只有的一条街，百把米，街头点一根烟，走到街尾，烟就抽完了。生产总值不值一提。深圳的‘圳’字的意思就是小水沟嘛，还有很多人还把‘圳’念成了‘川’……深圳边上还有一条河，历史上有个好听的名字叫‘明溪’，后来干脆就叫深圳河了。我想说的是，站在深圳河的边上，往对岸望去，那就是香港！”

梁鸿为：“隔着一条河，深圳河，我们能看得到香港人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！”

田广福：“梁副书记，我们这里许多老宝安县人说，宝安县三十年没生小孩。”

旁边的干部说：“怎么可能？开玩笑吧？”

方向东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：“是开玩笑，几十年怎么可能没生过小孩？可统计数字却是千真万确的。宝安县十年人口增长不过八千来人，增长率0.26%，还有几年出现负数。沙头角差不多一千多户，五千多人口。这不就等于三十年没生过小孩吗？”

田广福：“再不想办法，我们宝安人都跑光了。逃港的人那么多，结果我们宝安搞出了个新行业，叫捞尸行。我们宝安县专门干这个的有两百多捞尸佬。蛇口水警派出所有规定，捞尸佬埋一具被淹死的偷渡群众尸体，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十五元，尸体腐烂掩埋困难的，二十。”

魏东晓腾地站起来：“我能说两句吗？”

大家都看着魏东晓，交头接耳。

梁鸿为点点头：“说吧！”

魏东晓：“要我说，就是一个字，穷！我们罗芳村，有的人家没有壮劳力的，一年到头的工分加起来也不过几百块，要不是穷到一定程度，谁愿意去赚这个捞尸体埋尸体的钱？！”

方向东：“香港新界也有个罗芳村，里面全是我们宝安罗芳村逃港过去的人。以前管得不严，罗芳村的社员能拿到边境耕作证，白天就过去香港那边，在资本主义地盘上耕田干活，晚上再回我们社会主义这边生活。香港那边的东西我们是不允许带过来的，那大家只好吃饱了肚子再回来。许多人白天从耕作口过去，晚上就再也没回来了。后来政策变了，不让过境干活了，耕作口一封闭，罗芳村的人就跑去后海湾扑海，一晚上逃走了几百人。”

魏东晓：“刚才罗芳村的蔡支书对我说，我们罗芳村，人均年收入一百三十四元，香港新界的罗芳村是多少？一万三千元！这相差多少倍？”

梁鸿为：“收入差距如此悬殊，人心怎能不向外！两年前，小平同志在叶帅陪同下曾经到过宝安和深圳。省里有人把逃港事件捅到了小平同志那里。齐书记告诉我，小平同志当时说了两句话……”

所有人都盯着梁鸿为，等待那两句话。

梁鸿为停顿了一下，说出了那两句话：“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。此事不是部队能够管得了的。”

一片沉默，接着的，仍然是沉默。

梁鸿为继续说：“同志们，对饥饿中的群众大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，是没有说服力的。这些天，我走遍了沙头角、莲塘、皇岗、水围、渔农村、蛇口、渔一大队，基本上上次齐书记走过的地方，我又走了一遍。我们解放三十年了，香港那边很繁荣，我们这边很荒凉。看起来，群众偷渡的主要原因就是政策出了问题，农民负担很重，只要政策对了头，经济很快可以搞上去，偷渡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。”

方向东诉苦道：“齐书记支持我们宝安在中英街搞点边贸，可是没多长时间，就有人打小报告，一直捅到中央去了。”

梁鸿为：“我觉得你们宝安可以接着搞嘛，把外贸基地规划好，还是有干头的，看看香港市场需要什么，什么价高、赚钱多，就种什么、养什么。只要能够把生产搞上去，农民能增加收入，就大胆干，不要动不动就拿什么主义的大帽子扣下来，资本主义有些好的地方我们也要学习学习。”

蔡伟基低声嘟囔：“梁副书记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啊。”

魏东晓握着拳道：“光是敢说还不行，还得敢干。”

蔡伟基瞪一眼魏东晓。魏东晓眼睛瞪得溜圆，听着梁鸿为和方向东的讲话，那些铿锵有力的话语，像种子一样落在他心里，一点点生根发芽……

当晚，魏东晓失眠了，梁鸿为和方向东的话不停在他脑子里转，他坚信国家是要有动作了，坚信未来会大有可为。第二天一早，魏东晓将婚宴的所有东西都收拾整理好，他要把家弄干净，把老婆儿子找回来。忙完这些，他坐在板凳上写复原申请书。蔡伟基送过来电报，看他在写复原申请书，很惊讶。“你好不容易提干了，再熬几年，熬到了正营，老婆孩子就可以随军了嘛！”蔡伟基说完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立马打住话头。